124年前(1887年)滿清政府駐英、法、俄三國公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離任時在《外交季刊》發表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醒」之意是強調中國要發展工業、要發展經濟，要船堅炮厲，否則弱國無外交。曾紀澤最大成就是與俄國達成關於新疆邊界的《中俄條約》，這是中國過去百多年唯一的「平等條約」。條約得以平等要多謝左宗棠。左宗棠如果之前沒打勝俄國，所簽的都是不平等條約。這篇文章後期在香港的《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轉載，當時香港政界高層人物何啟閱後在《德臣西報》發表文章，表示最重要是社會秩序、法律、文明，用現代話說即軟體的發展。兩人的論點引起了廣泛議論，這是關乎中國發展的方向的爭論。事隔三個世紀，至今這個問題依然在爭論中，究竟中國之路是怎樣走。
格林斯潘在退休前和後全球發表了回憶錄，其中一個經歷是奉總統之命搞跨蘇聯。他其中一個策略是使其高層分化。他成名是精算很了得，能用第三數據計算到美國國防實力，因而被美國總統重視，請他用此方法計算蘇聯的情況，找出致命處。格林斯潘在回憶錄中在誘導蘇聯參與太空大戰、參與石油和世界金融競賽等致使對手跨台的方法有精明簡潔的論述。
中國都很想搞好自己的軟體，無貪污、民主、人權、自由、法治，都想做好，問題是不可能關起門來實驗中國之路，周遭的環境在影響著、挑戰著，中國要應付的事情實在太多。
觀看事物，近看遠看結論不一樣。我近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內地的活動，到村鎮了解調查，深深感受到我們的誤解太多。當看到國家的戰艦在地中海出現保護僑民的時候，我覺得有幾種事情要告別了，第一告別過去百多年所講的悲情，如被壓迫、屈辱，我們很多時是基於悲情的態度作反應。但我們仍需努力四、五十年，做到兩個問題解決，一是真正實力與美國平衡，二是足夠的文化溝通。二千五百年前中國已成為原創文明的國家，文明太早熟導致產生「中國中心」思維。一堵長城雖起正面作用，保護中華文明的發展，亦一定程度上起著孤懸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交流的作用。到今天，我們都知道世界是怎樣的，國家經過６０年的奮鬥，國力大大提高，我們應以持平的心態看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如何把東亞文明的與西方交往。應大力支持一批學者做中國文化翻譯運動，因尚無人完整譯過《論語》和諸子百家學說、宋明理學和過去數學、物理等學術上的書籍。我們學術上的書還要靠外國人介紹－－英國人李約瑟教授。
我講中國之路，不是只講共產黨之路，不是說共產黨是唯一使到中國勝利之路，我只能說，近六、七十年或近一百年，歷史選擇了中共。無論歷史選擇了誰，任何一個執政黨都要走中國之路。曼德拉說過：「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看看我們的中華文明體系孕育出我們的社會是如何的。鄧小平見列根，列根問為什麼不給人民多些遷徙自由，鄧小平說，中國人民很喜歡去美國，五千萬夠不夠？列根即時語結。這牽涉到中國人民戶籍與土地關係，戶籍問題春秋戰國時代已定，不是共產黨搞出來的。是幾千年來的傳統造成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中國學者如果不到內地去具具體體看都不知道中國是怎樣的。我到山東調查，有條村有個社區中心，看到一幅很大的海報，上有八幅圖說明老人如喪偶可自由結婚，子女無權瓜分財產。以前知識分子下鄉接受工農再教育，現在知識分子下鄉是帶知識、帶科技、帶語言去，幫農民辦企業、搞經濟，發展現代養魚、現代種花等經濟活動，發展進度每年約2%。這個增幅很不錯，因農村問題的解決非四、五十年時間不可辦到生活方式的轉變。但我們最重要已有三個概念的改變，是從救濟農村改到還債予農村，從還債予農村改造到農村生活方式的選擇，要將農民身份公民化。這個轉變包括要解決幾多問題、幾多工作，幾多金錢，包括要動員幾多年青人願意落農村工作，包括幾多農村公共財政問題。真要解決問題，件件事情都要費極大工夫。
談到中國之路，是中華民族之路，整個中華民族是建基在三千年的歷史上。所有第三世界的城市都有幾百萬人的貧民區，中國何以不一樣，中國政府有一套制度解決人口分布問題，各級城市的民眾遷徙有一套計算方法，即使農村年青，能在清華畢業再到外國進修便容易移民上海或北京，如果說這對其它人不公平，不公平在世上普遍存在的。要解決公平問題需要時間。中國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要只看到中國的手指，還要看到手指所指的方向。
這二百年來中國如何走出今日之路，這不是共產黨之路。這二百年來多少人在推動中國發展，包括被人罵得最多的慈禧，當第一條火車搞出來時，什麼地動山搖呀，遭到強烈反對。慈禧便在頤和園搞了一條一公里的火車路，她坐了上去拍了照片登在《北京邸報》，她也懂利用輿論推動火車在中國建設。慈禧如何認識洋務運動的？1886年李鴻章訪問歐美回來，帶來點心咖啡給慈禧試，對慈禧說：太后，這些是粗品，完全不及我們的，不過試試蠻方的東西可能都幾有趣。於是調了杯奶茶、咖啡，幾件餅給慈禧試吃，慈禧吃後說：不及我們的好吃，但都可以！都可以！洋務運動的氣氛就是從這些被人唾罵的人慢慢醞釀出來。袁世凱在天津辦女學，全家一妻八妾女眷都上學去，新聞都有報道。如何看這些新舊交替之事物？我想說給大家聽，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確不是一個三十年、六十年之路，也不是百年之路，起碼幾百年之路。我的定位是從1841年鴉片戰爭失敗、1842年割讓香港起計，到2049年建國100周年時，以200年時間走出中國之路。我們不要再用悲情的態度看國家的發展，要用理性、持平、科學的態度來看。同時要告別史觀立場。所謂史觀立場是近百年來基本上所有近代史都是國共兩黨的歷史。國共兩黨去描繪近代史，希望大家稍微離開國共兩黨執政歷史來看中國近代史，可能有更多不同見解。亦要告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裡的階級鬥爭觀念，擴大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來看中國歷史。香港人要告別西方中心主義，我們很容易拿着西方的尺規來量度中國事物，指這樣不民主，那樣不合法理。有人說中國何以有這麼多問題是因為西方得不夠徹底，又有人說沒什麼中國之路，西方什麼路都走過，中國有今日成就都要仿照別人之路，西方都不斷調整自己，只要跟著走便行了。不要以為在美國、英國留學三兩年便認為很了解西方制度如何好，還是請看看在德國四十年的關愚謙先生、在美國幾十年的黃仁宇先生、唐德剛先生，以及曹宏威教授的著作，他們是如何論述中國之路。問問在美國、在英國有企業的人如何看社會本身的各種不平衡。西方國家同樣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我國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受到巨大主導力量的影響，因為美國要控制影響全球的秩序。當他要壓制日本，日本便二十年不好過。中國要走自己復興之路，第一個障礙便是美國。不是想不想挑戰他，客觀上他會制衡中國的方量。我希望中央要明白，第一，美國的體系復修能力很強，美國的民主化意識會造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巨大矛盾。無論擴大到有幾多市場給予勞動人民參與，最大投票權仍操在企業頭手裡。資本制度要追逐利潤，這種體系必然引起制度性衝突，至今無人拿出好辦法解決。西方這一套已證明不行。索羅斯去年年頭拿出6000萬美元予十間大學研究何以會出現西方這種的制度。
中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受到西方體系制約是客觀存在，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全球資源分配問題。正如希拉莉去年訪問中國，當她未有大面積同中國對人口抗時，她說她希望中國和印度人民不要走西歐北美生活方式。中國和印度在2025年後佔全球一半，如果都學西歐生活方式，光一個中國便要1.6倍現在地球的資源，全世界非打一場大仗不可。高盛公司統計，2050年中國將是超過美國140%的經濟規模。其實這是最終會走到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的問題。
美國的復修能力很強，它的系統有其精銳之處。最近就邊界排拒少數民族問題即時引起內部討論，有說美國之所以成長是打開了門有那麼多人進來而致，如一闗門，對美國不利；但全球都存在著人口政策問題、民族文化政策問題，這些麻煩同時出現。
我國不要挑戰美國，應要持鄧小平的講法，埋頭苦幹，不出頭，做好自己，尤其是十二五到十八五，這六個五年計劃，做好普及加快，讓大家分享開放改革的利益，讓大家分享中國現代化的利益。至於中國如何從政治管治模式發展成民治管治模式，中國人自會聰明地逐步地解決。
第二條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國對華策略隱藏的戰略方向，一是引誘在某些方面競賽，一個是挑起內部對抗問題，如茉莉花革命。美國的戰略清楚地表明，它要在最少一百年內控制住其它力量不可以向它的力量挑戰。我們要埋頭苦幹，變成真正富強的國家，人民公平的國家。加快文化交流，讓彼此人民互相了解更多。
綜觀現時世局，推倒重來的影響有多深遠尚未知，中國要在一定程度上「待劍經商」的做法，發展經濟同時要提升軍事力量。還要注意擺脫過去舊殖民地時期的做法，要讓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共享所有成果，要扶助他們的根本建設，讓他們盡快成長。只有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同樣成長，世界才有更大的公平。如果寄託於舊式殖民地的翻板的話，世界不會向前走。
關於香港問題，2025年之前，我認為是中英共管，環境仍相當複雜。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在台灣，在東北亞，都存在著一股有意無意壓制中國的力量，香港始終是一張牌，我們只不過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去當棋子。致於邊沿化和不要被規劃問題，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不知道前路如何走，要讓他們知道，讓他們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香港一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不想成為邊沿化、不想被規劃的人，可以自由作出選擇。我們不要影響大部分在地沿政治一定要走的路的人。前海問題有人在討論，說前海可不可以成為金融中心呢。香港始終不肯處理「廿三條」問題，任何一個主政當局難道會認為金融不是決定性生死存亡的東西？怎可以給予一個完全認為不需要承擔責任的城市做金融中心。過去三十年，哈佛大學說中國創造了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大幾倍的奇蹟，而這個奇蹟正繼續發展中。
香港一定要跟著潮流走。我引用李光耀先生的一次私人談話所說：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沒有五十年，但我只知道新加坡只有二、三十年要跟住中國的大船船尾浪安穩前進，以後如何不知道。香港的最大對手是新加坡，不是台灣，因大家都有一種畸形的心理，既要依靠我們的隔鄰，又要歧視它。香港發生導遊與遊客衝突事件，其實也反映了這種心理狀態。這種情意結的解決有待時間去消化。教育和傳媒有着重要的影響，愛國與不愛國有自己的感受。國家如何發展不要一黨之路而是整個民族之路。
香港的政制發展至今如此成熟，不只是英國人管治之功，還有香港的華人過去百多年來的不斷參與、不斷的改革而逐漸形成，其實這是開放交融的過程。中國今日政制的發展，是依序而行。香港的政制發展同樣會受到外來力量影響。
孔子在與學生討論假若發現自己父親偷了別人的羊該如何做法的時候，有學生認為要馬上報官，孔子認為父親偷羊是不光彩的事，應關門處理，不好對外張揚。孔子的理解是倫理關係放在法治之前，自然關係先於法律體系。西方的法律是血親不能作證，因倫理與法律對撞，這與孔子的理解有相通之處，當我們以這樣向西方人解釋和演繹孔子和墨子的學說，向外國人說明中國是春秋戰國時代是百家爭鳴。日本人對中國的崇拜和認同，是認同春秋戰國時代的文明體系。